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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粟裕大将蒙冤始末(作者:朱楹)  

2016-10-17 14:02:02|  分类: 可敬可怜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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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批判□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明确指出,“军队

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黄克诚自述》246页),正式建议军委召开一

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但是,由于受到党内

“左”的思想影响,在这次军委扩大会上把刘伯承作为“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

,把粟裕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批斗的范围

涉及到了肖克等一批军队高级干部。□ 对粟裕的批斗,是从解决所谓“总参和

国防部关系”发难的,并把此列为军委扩大会的一个议题。对此,粟裕事前一无

所知。□ 1958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中

央军委委员、军队中的中共中央委员、没有中央委员的大单位的党委书记参加。

彭德怀在会上宣布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整同、整编两大问题。□ 5月2

6日,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一次小范围会议。会上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

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了检讨,与会者对粟裕进行了批判。□

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在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中,会议采取了

整风的方式,对军委和总参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人提出

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指责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

、“告洋状”等。接着,对粟裕进行了批判。在这种情况下,5月28日,粟裕

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第二次小型会上作检讨。□ 5月30日,

在第叁次小型会议上,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

解决问题”的指示(《黄克诚自述》第246页)。□

这样会议由开始只有300多人参加,主要是军内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

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领导,范围比较小,从6月7日起,扩大到全军

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人员增至1400多人。□ 7月

2日起,开始在有10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批判粟裕,温度越来越高,有人提

出要把粟裕“斗倒斗臭”。还组织地方干部来参观军委扩大会大字报,把粟裕等

人的“问题”搞到了军外。□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粟裕表现了他一如既往的坚强性格和可贵的坚持原则精

神。他冒着戴“态度不老实”和严重政治帽子的危险,在高压之下仍然对一些原

则问题的事实真相作了必要的说明。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不少人对批粟不理解

。居仁堂会议期间,叶剑英就曾找总参的一位同志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并且说

:“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问题吧!”不少人过去与粟裕浴血沙场,并肩战斗,

深深了解粟裕的为人。有的人建国后与粟裕一起在总参工作,许多事情是共同经

历的。他们又都是受党多年培养教育,政治、思想都很强,是非真假自有他们的

看法和判断,虽然在“12级台风”下不得不加入“批粟”的行列,说一些违心

话,但仍有人在发言中对粟裕过去的革命贡献、个人品德以及在总参的作为,作

出了一定的实事求是评价。有人甚至对一些无中生有的诬陷,大胆地提出了不同

看法。□ 批判中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

有:□ 一、“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叁位领导都“搞不好”。

说粟裕“随饶(漱石)反陈(毅)”。说粟裕“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使聂(

荣臻)受批评”。说粟裕与彭德怀“将帅不和”,“主要责任在粟裕”等。□

关于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部的“黄花塘事件”,粟裕在7月8日的小组会上作

了严正的说明:“1943年饶漱石在淮南黄花塘赶走陈毅同志,当时我在一师

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我,别的师的干部也根本不知道。事实上饶的这种阴谋

,他是不敢向下讲明的。”□

说粟裕同陈毅的关系搞不好,所谓“反陈”,更是无中生有,陈粟指挥的华东野

战军在解放战争中所建树的辉煌战绩,便使这一“罪名”不攻自破。粟裕是陈毅

的老部下,对陈毅一贯十分尊重。陈毅也十分器重粟裕,大胆放手和支持他的工

作。解放战争期间,粟裕受中共中央之命负责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作为华野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陈毅对粟裕的指挥给以全面的支持。粟裕视陈毅为华野的统

帅。1947年8月,中央军委命令粟裕去鲁西南统一指挥华野在外线的六个纵

队,并且任命粟裕为华野外线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认为,这六个纵队是

华野主力,必须由陈毅亲临指挥,建议陈粟同去。中共中央同意了粟裕的请求。

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调陈毅到中原工作,华东野战军交由粟裕全面负责

。粟裕向中共中央再叁恳请,保留陈在华野的领导职务。这都反映了粟裕从革命

的事业出发所表现的大公无私精神和坦荡胸怀。□ 会上,也有同志对逼迫粟裕

承认“搞阴谋”愤愤不平。这些人明确表示:对“粟裕同志‘阴谋’不‘阴谋’

没有体会”,“主席团提的(粟裕)‘阴’的问题,还未接触到”。□

关于粟裕“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使聂(荣臻)受批评”是怎么一回事呢?此

事发生在1952年7月。那时聂荣臻任代总长,他对呈送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

文件有所控制。张震回忆说:“聂总说:毛主席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

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们知道的

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德老总那里的东西

就少了。后来毛主席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对我说,

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

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张震:《总参谋部回忆史料》第32

6页)。”毛泽东批评后,粟裕认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毛泽东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

先是按规定执行了的,聂代总长有了以上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

认为,自己是副总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也向毛泽东

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

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不料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

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

半年来的工作,对聂荣臻则又作了批评。结果,这次会上把粟裕向毛泽东写检讨

报告说成是“告阴状”。□

这件事,粟裕无论从个人行为还是党的组织原则来说,向中共中央领导直接写报

告作检讨都是无可非议的,是光明磊落和符合组织原则的,何况对毛泽东会作这

样的批示粟裕也是没有预料到的。陈毅1948年在濮阳曾说过,粟裕“受过别

人的打击,绝不会打击人家”。也正如1979年粟裕在给中央申诉报告中说的

:他“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何来“告阴状”?

即使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的会议上,也有同志发言明确表示不同意见:“说粟是

个人野心家或说品质恶劣等都是不合适的。”□ 关于粟裕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

。彭德怀是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粟裕在他的领导下在总参工作

了六年多。粟裕对彭德怀是尊重的。但无庸讳言,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

备问题上,粟裕与彭德怀是存在分歧的,比如根据战略方针制订作战计划和建立

战略预备队及增建机械化师等问题上,他们都存在不同认识和处理对待上的分歧

。在工作作风上他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之间的意见和分歧,也

是为了更好地搞好国防部及总参的工作,为了把我军的“叁化”建设尽快搞上去

,探索出一条和平时期我军建设的路子。□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对粟裕同彭

德怀之间工作上的不同意见,上升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进行批判,把一切

责任都推到了粟裕身上。□ 二、“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

队权限”。□ 给粟裕扣上这样的大帽子,主要有下列两件事:□

一是关于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

导下的军队。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处理军事问题的最高领导机

关,它通过解放军各总部机构实施对全军的领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但并没有改变上述军队领导体制和关系,各总

部仍然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后来,由于学习苏军,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

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是,

我军此时正处在和平时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初期,国防部及军委各总

部没有正规、完善的职责条例。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尚没有

明确的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

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

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

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1958年批判粟裕时

,竟把总参执行军委起草职责条例的决定,说成是粟裕藉此争军权。□ 二是关

于是否组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问题。为应付突然事变,粟裕任总参谋长后,提出

抽出×个军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

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对此,主持军委日常工

作的领导同志表示反对,认为无此必要,说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帅

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织战略预备队。粟裕认为,等战争爆发再抽

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坏

,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为此,他据理力争。这个纯属工作范围的争论

,在批判粟裕时竟被扣上了“有争夺这几个军的阴谋”!而若干年后,中央军委

从战备需要出发,建立了类似粟裕当年建议的部队。□

叁、“告洋状”。这是指1957年11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的一次正常的外事

活动,但完全被人搅浑了。那次粟裕参加以彭德怀为首的访苏军事代表团。访问

中有这样一项安排,代表团各位成员对口拜会苏军领导,粟裕以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长的身分,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粟裕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

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尚未获得通过,从借鉴外军经验

出发,便趁这次拜会的机会,向苏军总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

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粟裕总长与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谈话的简要

内容》),以便参考。苏军总长说他们没有现成的材料,只在交谈中简单介绍了

一下苏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组成、职责(有关的书面材料,到1958年3月苏

方才向我方提供)。除此之外双方没有谈及其他事情。整个会见只有20多分钟

,除去见面时的寒暄和翻译需要的时间,双方总长顶多只能各讲5分钟左右的话

。就是这样一件事,批判粟裕时被诬为粟裕“向国防要权”、“告洋状”,后来

又被无限上纲说成为“里通外国”。对于这些吓的帽子,即使在高压之下,粟裕

也没有接受,并对基本事实作了委婉的陈述。6月30日他在第一次大会检讨中

说: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告洋状’,当时的动机,还是想参考一下苏军的经

验,来草拟我们已经写过5次还没有定稿的工作职责条例”。这个基本事实,随

粟裕前往拜会的我方翻译孙立忠也作了证实。孙在1994年11月12日写的

一份材料中说,那次会见“是一次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简短,时间不长,前后

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20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他还写到,“文

革”中有人向他调查,这次拜会是不是粟裕“告洋状”、“里通外国”?他回答

说:“粟总长在拜会时顺便向苏方要一点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分工材料,以

便带回国内作参考,不能说是‘告洋状’,更不是什么‘里通外国’。粟总长第

一次同索科洛夫斯基见面,过去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交往……怎么能向第一

次见面的人‘告洋状’和‘里通外国’呢?”新中国建立后,粟裕在对外工作中

一贯坚持原则,即使是在50年代“一边倒”的情况下,也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何况他又不懂俄语,同对方谈话都要经过翻译,如何绕过翻译去“告状”,去搞

“里通外国”?□

大会主持者既不顾这些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说明和会上一部分同志正确公

道的声音,一再地加温加压。粟裕忍受着屈辱和痛苦,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

。他精神上极端痛苦,夜夜不能成寐。他一次次地在大会小会上作检讨,总共达

八次之多。每次检讨都要痛苦地说一些违心话,同时想通过检讨的机会,对一些

原则问题、重大事实作一些说明。但粟裕每次说明之后,招来的是更严厉的批判

。他内心极度悲愤,思想剧烈斗争着。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历史的尊严,

他决心不惜一切抗争到底。但理智又使他冷静下来,最终战胜了感情。粟裕认为

:“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革命事业。”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他

完全违心地作了第二次大会检讨,把别人强加给他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

稍加归纳整理,上台宣读。□

这时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粟裕。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以后,有一次毛泽东找肖劲光谈

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肖劲光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

泽东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肖劲光《悼念粟裕同志》载《一代名将》第14页)。

在粟裕第二次作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评价粟裕说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

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

大家来判断。”这几句话对粟裕,起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肯定了战争年代的粟

裕,对建国后的粟裕也未全盘否定,实际上是保了粟裕。毛泽东的话传到会上,

陈毅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7月14日,粟裕作了第二次大会检讨,陈毅走上前

,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表示通过。次日,陈毅在大会讲

话又讲了这样一段话:粟裕“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

过去他在叁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

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军委扩大会于7月22日

结束,但会议掀起的风浪尚未平息。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粟裕拜

会苏军总长一事由“告洋状”进一步诬为“里通外国”。8月31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

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先在大会上批判,然后撤消职务,并

把被批判者的“错误”传达到全党全军,但对受批判者又不作结论,不作决定,

这样的做法开了党内斗争极端不正常的先例。□

◆悲剧的主因□

 

粟裕在军委扩大会上所以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打击,有多方面的原因。□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面否定斯大林。不久,

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苏联又出现了朱可夫事件。作为社

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苏联和东欧发生的这些事件,不能不在我国产生影响。毛泽

东对中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也有所考虑和警惕。他对国内形势极为关注,

军队自然是他关注的重中之重。这时,党的指导思想上已经出现的“左”的错误

日益加重,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以至于在领导

工作上失去了清醒的头脑。这是国际国内的大背景。□

在这种“左”的错误影响下,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不适当地强调以大鸣大放、大

争大辩、大字报的形式进行整风,检查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但有的人借机进行

无限上纲以泄私愤,把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个人工作上的、性格上的问题,提高

到思想意识甚至阶级立场的高度,进行过火的政治批判和斗争。这样斗争的结果

,不仅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伤害了一大批革命同志,而且将正确的东西,只要

是遭批判的人所做的和主张的许多事情,都当作错误的东西进行贬斥,对遭批判

和斗争的人历史上的功绩,也颠倒是非地说成是“个人野心”、“个人主义”等

,甚至对历史进行歪曲。□

粟裕的军事才华和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作出的特殊贡献,深为

中共中央器重,也为有的战略区指挥员赞赏。有人称赞粟裕战役指挥以智取胜,

以奇制敌,是打“神仙仗”,有人赞赏他战争指挥上的胆略和气魄。豫东之战胜

利后,一位战略区的指挥员说:“像豫东战役那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

的。”着名民主人士黄炎培,1955年9月28日应邀参加元帅授衔典礼后对

人说,粟裕总参谋长过去打过多次大胜仗,是可以当元帅的。表示了他对粟裕军

事才能和功绩的深深钦佩。但是在这次批判粟裕时,功绩却带来另一面的效应。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苏中战场指挥的七仗,延安总部发言人概括为“七战七捷

”。而在这次批判粟裕的大会上,对这个战役竟大加挞伐,说什么七战七捷“战

略上是错误的”,是“粟不顾大局”。进而说“两淮失守是因为粟裕恋战苏中”

,“导致了淮南地区失利,又把责任推给别人”等等。1949年9月,在全国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人民日报》记者经刘伯承将军推荐,访问了人民解放军第

叁野战军参加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粟裕。9月27日记者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一篇《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常胜将军粟裕》,实事求是地介绍粟裕的戎

马生涯和光辉战绩。这样一篇文章,在这次会议上也成了粟裕“个人主义”的罪

状,大加批判。□

另一个原因,就是粟裕忠实地按照党性办事,按照党的政治原则办事,不懂得当

时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更不会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保护自己。1955年3月中

共全国代表会议期间,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联盟,有人在分组会上对

粟裕进行过火的和不符事实的批判,企图把粟裕向饶漱石线上挂,而粟裕还毫无

察觉。长期革命生涯的磨练,粟裕养成了“实”和“坚”的性格特征,即实事求

是,朴实无华;坚持真理,坚韧不拔。粟裕在担任总参谋长后,处境困难,但他

以总参谋长责任为重坚持工作。他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他对于关系党和人

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在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后,认为是正确的,不管是

否符合上级领导的想法,不管是否会得罪人,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且

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承担历史责任。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表现则是朴实无华:对

上尊敬拘谨,只有工作关系,而无私交来往。这种处事和待人原则反映在总参工

作期间,在军事思想和涉及战备、建军等重大问题上,他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

领导人有不同认识时,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便毫不让步,反复提出意见,甚至当

面力争。他的这种性格和表现,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的情况下,至少是无可厚非

的。但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显然难为有的人所容忍。□ 粟裕受到

错误批判,是在党内政治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场根本违

反党的政治、组织原则的悲剧,不能不认为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失误。□

◆沉冤昭雪□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粟裕从此离

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并被限制接触部队。他调离总参时,中共中央一位领导人

找他谈话说,调你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今后你就待在那里在北京搞学术研究,

不必到部队去跑了。但是粟裕认为军事学术研究不能离开部队实际。以后粟裕每

次外出想顺便去部队看看,都要先写报告。对粟裕过去的功绩则逐步加以淡化、

转移,乃至磨灭。若干军史出版物把解放战争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议和他的

重大行动,笼而统之地改写成“华东野战军”、“华野首长”。解放战争中粟裕

有1/3的时间代理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有些正式出版物根本不提及。

1958年原华东军区和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在苏中有的县提及“粟裕”和“

七战七捷”的信件上正式批示:“这并不好,也无必要”。从此粟裕指挥的毛泽

东高度评价过的“七战七捷”在苏中大地也不敢提了。□

1983年经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

,不久提出了具体方案,并征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见。决定即由中央指派一位代表

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这一方案未能付诸实施,粟裕在受错误批判26年后离

开了人世。他没有能等到组织上为他平反。他身心虽饱受折磨,但走得坦坦荡荡

,坚定地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留下的遗愿是和当年频繁转

战在东南数省的十数万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给予粟裕的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1993年10月,南京军区原

粟裕老部下6位同志上书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要求给粟裕1958年受批判蒙

冤之事“平冤狱”,恢复粟裕名誉。经中央军委批示,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先

后代中央军委起草了有为粟裕平反内容的文章。1994年12月25日,中央

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由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批发的题为《追忆

粟裕同志》的文章,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

》同时刊登,文章除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外,特别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

,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

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篇文章经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叁级

党委修改审定,最后由江泽民总书记审决发出。这个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

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

告慰了九泉之下先烈的英灵,也实现了广大干部群众久久盼望的心愿。这一长达

36年的公案总算得到了公正的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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